秋野居士---席学连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九月，博通金石的大学者黄易在山东嘉祥武宅山亲自主持了一次野外发掘，将修建于东汉晚期的武氏家族墓地石刻次第掘出。这批石刻中的门阙和祠堂均装饰有内容丰富的石刻画像，是目前所知汉代画像石艺术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是西方近代田野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前由中国人主持的一次考古发掘，它在推动学术发展的同时，也极大地带动了社会大众收藏画像石拓片的热情。光绪年间的陈锦描写了武氏祠出土后，时人争相传拓的盛况：“登梯捶拓烦千张，牛腰大卷鲍扪续。霎时败堵生精神，名流拂拭俗子瞋。”

       武氏祠画像石拓片广为流传，为收藏家所珍爱。因为市场的刺激，画像石拓片的作伪也由此风行，大约在清末民初达到极盛，出现了不少混珠之鱼目。近年来，又有一些新的伪品产生。对于拓片辨伪，前人已积累了不少经验，如判断纸质、考辨题跋图章、查看装裱和拓片刮补涂改的痕迹等，但初学者难以在短期内掌握这类技术。根据笔者的体会，鉴定画像石拓片另一比较简便的办法，是与发掘出土的画像石原石或原拓片进行比较。目前所见有一定技巧的画像石拓片，大多并非凭空伪造，而是根据现成的画像石或拓片进行翻刻后拓成，其母本画像最常用的是早年出土的武氏祠和济南长清孝堂山石祠等。所以，在鉴定时熟悉了这些画像石的原石或拓本后，就有了比较与鉴别的依据。以下试举数例。

       伦敦维克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藏画像石赝品

       先说一件被当做真品收藏的仿刻的画像石。

       该石由英国伦敦维克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仔细观察，可知是根据武氏祠左石室第五石仿刻的。二者构图和基本内容相同，但细部差别很大。早年市场上所见武氏祠拓片，并不拓出原石左侧与另一石头叠压处没有画像的毛面，所以作伪者根据不完整的拓片刻新石时，未留出左侧空白的部分，同时，作伪者又根据现成的石材将主体画面加宽，在原画面的基础上两侧增加了几个人物。真品地纹是用凿子凿出的整齐的竖线，而伪品地纹则十分凌乱。

       更重要的是，作伪者完全不清楚画像的内容，却画蛇添足。英国学者据画面中层左侧“伯玉”二字，误认为画面表现的是蘧（音同“渠”，qú）伯玉的故事。实际上这类凭空添加的文字与画面情节完全不符。清代学者已指出，该石中层画像是春秋时期发生在晋国的“赵盾救灵辄”故事。我曾考证，上层画像是隋侯之珠的故事，也有学者认为是孝子伯奇的故事。这两种意见都注意到中央的高足盘中有一宝珠，而新刻的石头却忽略了这一关键的细节。原石的上部有所残损，左侧两人的头部大半缺失。伪品无所依据，故将左侧三人的冠式刻作花冠，而花冠常为女子所戴，这与人物的男儿身份风马牛不相及。此外，伪品线条十分轻飘，远不具备原石的神气。

       20世纪80年代日本出版的《古代中国の画像石》一书也收录了同类伪作的照片，只可见其上部两层，也是根据同一作品“克隆”的伪作。另外，嘉祥当地人士还在嘉祥纸坊镇程村发现一石，也仿自武氏祠左石室第五石，据调查是该村一村民在上世纪20年代所作。估计这几例都是同一批作伪的产品。

      《汉拓》所收伪品

       比起假的石刻来说，画像石拓片的赝品更为常见。

      1976年由台北雄狮公司出版的《汉拓》一书，收入较多赝品。如该书第20~21页图，分为上下两栏，刻车马行列。该拓片实际上是根据武氏祠前石室西壁下部桥上作战一图，剪取其左上角局部摹刻而成，虽粗具其形，但貌合神离。如赝品中右下角由于边栏限制，马腿不得不向上收起，看上去马匹几欲卧倒。今原石上层边缘已剥泐（音同“勒”，lè），马车上部的题记不全，赝品便根据武梁祠西壁第三层“专诸刺吴王”一图，将“吴王车”的题记移花接木，拼凑到此处。实际上，由武氏祠的旧拓可知，该车的题记为“尉卿车”。

       又如该书第22~23页桥上作战一图，也采取了同样的作伪方式，其原本与前一例取自武氏祠同一石。这批赝品的共同特点是在画面外缘加边框以求规整，收藏者往往会因为这些拓片便于装框或裱褙而削弱对它们的警惕性。但如此“断章取义”的构图和内容，与汉代祠堂或墓葬的建筑结构无法匹配，难以自圆其说。

       江西婺源县博物馆藏伪“西汉庖厨画像砖”

       也有根据画像石制作画像砖的例子。

       江西婺源县博物馆藏有庖厨画像砖一件，根据所发表的拓片来看，该砖实际上是根据武氏祠左石室左下角的局部仿制。武氏祠现存该画面损毁较为严重，根据旧拓来看，婺源画像砖的人物与该石如出一辙。因为有纪年的画像砖或拓片往往有更高的市场价值，所以作伪者在画面两处添加了“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造”的题记。建昭为西汉元帝的第三个年号，但根据已有的考古发现可知，西汉时期断不会出现内容如此复杂的画像砖。

       法兰西远东学院所藏“五凤二年石函”的真伪

       法国巴黎法兰西远东学院收藏有一套画像石拓片，是早年由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带到法国的，原石不知现存何处。这套拓片的纪年与山东曲阜孔庙发现的西汉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刻石完全相同，相当引人注目，因此前些年在国内曾被当做珍品发表。

       从拓片来看，原物为内外两重石函，外重为覆斗顶方函，内重为一小棺，这种搭配形式与唐代以后佛塔下用来埋藏舍利的用具十分相似。中国古代瘗（音同“义”，yì）埋舍利的制度有一个逐步发展变化的过程。北魏孝文帝太和五年（481年）修建的河北定州舍利塔出土的瘗埋舍利用具，是在石函内装玻璃瓶、玻璃钵等容器，明显保留了来自印度的传统。这种传统在唐代发生了变化，唐显庆五年（660年），高宗皇帝令迎取法门寺舍利供养，皇后武则天“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此后各地瘗埋舍利时，都仿效这种形式。棺的使用，实际上将外来的舍利埋藏传统中国化了。因此，法兰西远东学院所见的石函拓片如果还有真实的成分的话，应是利用了一套唐代的舍利函进行加工。而这样一套方函套小棺的器具，断然不会出现在西汉时期。

       石函和小棺表面被加刻了很多杂乱无章的画像，如石函前面正中刻有一通小碑，碑文为：“皇帝万岁万万岁”。“万岁”一词汉代即已出现，“万万岁”却是到了唐以后才出现的颂词。至于这套画像中人物的冠服、器具以及几何边饰等，也与汉代画像石所见不合。

       小棺右帮一图是从武梁祠东壁第二层的“梁节姑姊”一图抄袭而来。这个故事见于汉代刘向编订的《列女传》卷五。小棺上的画像只刻出其中的主要人物，而省略了原图中的房屋和题记，使得原来的故事情节无所依托，因此必伪无疑。

       石函底部有四行铭文：“惟汉五凤二年鲁州四年六月四日，司隶校尉卜伊讨北海，四十战卒上谷，火葬家焉。”作伪者在这段文字上颇费了一番心机。首先，题记与曲阜孔庙五凤二年刻石所署年月日均相同，企图使人相信二者出土于同一墓葬中。提到死者讨北海死于上谷等事，也与文献所记汉昭帝屯兵上谷出击匈奴一事相合，如此东拉西扯，煞有介事。实际上汉人即使战死边疆，也要马革裹尸，归葬故里。汉代马援曾有豪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至于火葬的习俗，随着南北朝以后佛教的兴盛，才渐有影响，即使如此，也多局限在佛门，并不流行于俗世。

       无独有偶，日本大阪府和泉市久保惚纪念美术馆展出的一件名为“东晋毛宝画像石柜”的石刻，也是方形覆斗顶的石函，盖顶有铭曰：“征虏将军毛府君火葬墓。君讳宝，字硕真，荥阳阳武人也。咸和三年遣祖封州陵县开国侯、辅国将军，功进征虏将军。守邾城石虎战而卒江祥，迁葬于岭阳三里。”外壁正面有阴线刻的画像，其中央为一人正面端坐，两侧各有一人跽（音同“季”，jì）拜，跽拜的人物以上有竖刻的铭文四行，可大致读为“帝□□□，其仁□□，其□如□，望之如云”。“咸和”为东晋成帝司马衍的年号，其三年为328年。毛宝实有其人，题记关于毛宝生平的叙述，与《晋书》没有太大的出入。

       尽管如此，此物仍有许多方面露出了马脚。如题记文字找不到毛宝死亡、迁葬的具体时间或其寿限，通篇文气不畅，字体乖谬。其画像人物服饰不胡不汉，信笔涂鸦。中央的人物头上并排下垂的竖线，似是帝王所戴的冕旒（音同“刘”，liú），估计作器者本意在于刻画一位皇帝的形象。从总体上看，“毛宝石柜”与“五凤二年石函”有许多雷同之处。二者形制近似，题记皆附会死者为阵亡火葬，“石柜”上的皇帝形象也与“石函”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小碑图像相应。因此，可以推测，二者出自同一人之手，至少是同一作坊的产品，而其中一署西汉年号，一署东晋年号，前后相差三百余年。二者互证，更可确信同为向壁而造的伪作。

       在以上几个例子中，我所采用的方法是，以这些可疑的物品与已知的考古发掘材料进行对照。目前武氏祠等汉代画像石都有质量较好的印刷品出版，熟悉这些石刻的内容与风格，对于鉴别收藏画像石拓片会有所帮助，所以收藏者手中应该备有一些基本的画像石图录。当然，作伪者的手段也在不断变化，这就要求拓片收藏者不断学习，丰富自己在文物和艺术方面的知识，如此日积月累，终会有所收获。